篇一：古代内阁制度范文
清朝内阁制度是清朝时期实行的内阁制度。清朝入关之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沿袭明朝内阁制度始设内阁。然而，内阁在清初成为定制，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时共二十七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终于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而又复杂的反复过程。
清朝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每一大学士均有殿阁头衔，如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被尊称为“中堂”。
清朝也承袭明朝的票拟制度，但是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特别是雍正帝时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
确立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谕令故明官员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获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由诸王管部务，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六部尚书初由满员担任，汉官只能任侍郎。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陈名夏等六人分任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但在清人“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尔衮虽明令原明内阁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但其时重要本章的票拟之权并不在内三院，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力争恢复内阁的票拟之权。多尔衮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冯铨、洪承畴等原明降清大学士，意在将内三院的职掌恢复到明内阁的票拟大权，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在实际上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然而，票拟不到一年，多尔衮即认为，“凡陈奏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往往误事，于是决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员奏章不再经由内院大学士票拟。所奏与六部无涉者，如条陈政事、外国机密、奇特谋略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于是，票拟之权又形同虚设，这表明了清初统治者不愿有一个靡不所领的权重内阁，惟恐大权旁落。同时，也与当时内三院及廷臣中汉官南北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时期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被要求致仕。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后因陈名夏案被革职。汉官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
顺治帝亲政后，“好汉语，慕华制”，“求贤图治”，不顾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汉官，北人南人兼用。顺治十年(1653年)，陈名夏、冯铨先后复秘书院大学士、弘文院大学士任。顺治帝谕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等，将亲考翰林官，以其文之优劣定高下，以备用，于是南北之争又起。冯铨于召对时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陈名夏曾讥笑北人说：“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认为“可笑可怪至此”！又说：北人“入署官人，强言谈文，盖足非笑”。冷嘲热讽，认为北人不学无术，却又不懂装懂，“强言谈文”。陈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南北之争势同水火。顺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让，说：“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可他却以冯铨之言为是，对陈名夏心存一定戒心，这是因为陈名夏曾入东林党的缘故。
内三院汉官大学士及其间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内部矛盾纠葛在一起，使总领百官的内阁难于形成定制。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华制”的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
改制分化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去世，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满族贵族中保守势力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为由，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又恢复内三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继顺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稳定。雍正皇帝即位后，内阁中的满洲大学士仍拥有较大的权力，继续与议政王大臣遥相呼应，“承旨出政，票拟本章”，严重影响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稳定。雍正帝在与坚持“议政制”的满族亲贵的斗争中，以“紧急处理西北军务”为契机设立了“军机处”，终于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至此，大学士成为清朝高品级的文官，犹如历代的丞相。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他们的职责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按其应有职权，并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学士所兼殿阁为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定员每殿阁满汉各二人。礼亲王昭梿说：“文皇(皇太极)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国史，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十五年，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大学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时任军机处章京的管世铭在其《鹤半巢诗集·序》中说，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内阁实际职权自清至乾隆间的递变，正如《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所说，“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清末时期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旧内阁被撤销。接着，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成为君权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在当时，皇族内阁令全国舆论大哗。直接导致了国内反清情绪的高涨，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十六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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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古代内阁制度范文
《明代内阁制度史》的作者是王其榘，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明史研究，其中对明代东北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这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内阁是否是“避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解释;二是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三是内阁制形成之后的各朝代对其的改革或变更。其中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对于重点部分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该书将其分成四个阶段。
在内阁制度产生之前的洪武到建文年间，洪武年间朱元璋废丞相、撤中书省、设废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位卑微”，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事务，不得以个人或部门名义发出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只不过时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建文年间翰林学士可以参与机务且拥有票拟权。
内阁制度建立第一阶段是永乐到宣德年间。永乐时期内阁无衙署，只是解缙等人值班的地点设在文渊阁内，而且阁臣无印信，行文用的是翰林院的印信，对于官员也定额，多时七人，少时三、四人。内阁无官署，各人分别向皇帝负责，无下属佐理官员，无“专制诸司”的职权，而且对六部等部门不许有任何联系，无受驱使的吏役。洪熙年间，把皇帝代言近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宣德年间，皇帝三次光临文渊阁，与杨士奇等儒臣共论明代帝王之事，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制度建立的第二阶段是正统到正德年间。在正统年间，殿阁大学士正式奉命“票拟”，阁臣可提出施政意见，翰林院建成，不再寄居于宫内的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分开，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建成。景泰年间，景泰初期的文渊阁臣的职司，大致又退回到永乐初期的情况，比之正统初年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后退了一步。文渊阁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代言近臣的一个入值场所。文渊阁对六部、都察院等衙门行文，仍以翰林院的名义，六部、都察院等给阁臣的公文，也只称翰林院，入值文渊阁的阁臣中，各人的任职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成化皇帝宠幸万贵妃和太监汪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昏君，他开创了皇帝不接见大臣的恶例，在位的23年中，只召见过一次内阁大臣，凡事大小都由太监传谕，可以说这个时候内阁制度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在这期间阁臣与内臣两次大争斗，均以阁臣胜利告终。弘治年间情况有所改观，内阁无论从才学、能力还是品质，都堪称是明朝最成功的内阁之一。内阁阁臣开始班列六部之上，形式上内阁地位超越六部，内阁辅佐皇帝革除弊政，敢于谏言，最终形成了弘治时期朝政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而正德皇帝荒淫无道，宠幸宦官，内阁不能与司礼监抗衡，完全屈服于内臣的淫威之下，内阁集团已经沦落为宦官集团的办事机构，内阁权力有所跌落。
接下来是内阁制度的形成与相权的出现。嘉靖时期，朝位班次，内阁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隆庆时期，万历时的“名相”张居正正是此时进入内阁的，阁臣兼长部院，是隆庆时的创举，到了隆庆六年有些阁臣一身而二任，且在二月初八，赵贞吉和高拱还有了免奏事承旨，给予阁臣的礼遇超越了府部大臣。万历时期，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则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本书除了对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有详细介绍，而且对于内阁制度的其他附加内容，也有概括性，就如书中对内阁制度的特点的描写，王其榘将其分成了四个部分。首先提到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内阁，内阁其实只是文渊阁的别称。内阁无自己的印信，内阁行文，须借用翰林院的印信。而且，对于内阁制度来说，它始终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内阁的职权超出翰林院之外的是“预机务，掌内制，有票拟职权”，但这些“代言之司”，也因人而异，因事而不同。内阁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产物。内阁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其次内阁阁臣几乎都是翰林文学之士，内阁阁臣从永乐到崇祯末，共有一百六十四人，从他们各个方面的特点来看，内阁阁臣几乎是清一色的进士。到崇祯年间，八股取士的毛病更加显露出来，阁臣中并未有真才实学的人。第三是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君权的压制，只有被称为“明初盛世”的永乐到宣德年间，这三个皇帝与内阁阁臣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解缙、黄淮和杨士奇等人依旧因与皇帝发生冲突或者只是想法与皇帝不一致而遭入狱，只有像胡广、杨荣这种只因遇事顺利，才免掉了灾难。最后就是内阁还受到了司礼监的制约，它是内官十二监中与内阁关系最亲密的，其掌印太监职掌内外章奏。秉笔太监职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红，下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因为内阁大学士不仅多年见不到皇帝召见，同时也不能轻易见到司礼监的太监，所以，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总之，内阁的权利并无最初宰相的权利大，而且还受到多方面的压制，再加上人员一味因八股取士无真才实学，且又很少有敢谏言的，那么其对于皇帝的帮助就并不大了。
从《明代内阁制度史》全书内容来看，其内容清晰，不仅仅是将内阁的发展过程清晰地分为四个时间段，而且对于一些内容特点或性质，书中基本都十分清晰地将其分点罗列出来。其次就是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来作为依据，而且每一篇基本都有对前文的总结性话语，如“以上记载表明”“这些事例反映出”“由此可知”等。最后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书的末端有对明代正统后皇帝生卒、在位时间和对明代阁臣一百六十四人的介绍，使得读者更了解书中提到的人物，更加清晰时间发展的顺序。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根据明朝历史改编的电视剧，在看剧的同时对于其中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解说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会去搜索在历史上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于是我在电视剧的带领下了解到一些关于明代的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读《明代内阁制度史》这本书，这本书将我以前所了解到的断断续续的明代历史史实联系起来，相当于是系统化了我对明朝的历史认识，同时也使我对内阁制度在明朝发展的曲折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篇三：古代内阁制度范文
历史的长河总是滚滚向前进的，在13世纪曾经雄霸天下，傲视群雄的蒙元帝国，终于在14世纪滚滚的农民起义当中，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势力从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称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
自打洪武皇帝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试图纠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来，前代的话，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为明显与致命的弊端就是关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元朝的统治者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深重程度丝毫不比元朝统治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逊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当中，多次涌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权臣，数量之多，危害之大，远胜于历朝历代。且对皇帝来讲，手底下有这么些个权臣在侧，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蒙元帝国的浮雕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元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将相权分割成无数块，使其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将裁决大权交给皇帝，皇权得到加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元朝人，特别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废弃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而去另辟一条新的道路——废除三省，保留中书。
传统的中枢权力结构
自唐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结束，曾经三省长官彼此牵制，互相制约的情况的确不复返，彼时唐宋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终结。仅仅只有一个中书省便直接等于给予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好机会。
有鉴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王朝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这些统治者，被宰相操纵成一个可怜的橡皮图章。朱元璋的办法是一劳永逸的将宰相制度废除，胡惟庸则作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替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
杀了胡惟庸，废了宰相，朱元璋还立下祖训：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说恢复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谋反罪当场诛杀这位奸臣。
明朝的皇权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元璋用自己强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无数条人命，贯彻落实了自己加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拦这一目标的，立斩不饶。
朱元璋执政时期，朝臣们更像是他的奴仆们。对于奴仆，没必要给予好脸色和好待遇，他们之间的关系贴近私人隶属，嫌弃大臣上的奏章字数太多，听烦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实际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蚂蚁。
为奴为婢的大臣
唯唯诺诺的大臣与杀伐果断的君主，是这一时期，洪武年间朝堂上的常态。更不要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还试图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获取臣下他们最隐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够蹲在房梁上，将这个大臣吃的菜肴，都画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视皇权，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权上，自己说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权独尊。
大明的永乐皇帝作为朱元璋的亲生儿子，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虽然说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对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强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权独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画像
所以永乐皇帝不但恢复了老爹曾经的锦衣卫坐探，而且还特别新设了东厂，皇帝对朝臣们依旧是像对待奴婢一样。以身犯险亲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胆敢阻拦，这还是他父亲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权独尊的做法。但此时已然有一些变化：与父亲朱元璋不一样，永乐皇帝，并没有朱元璋那种勤政的活力，很多时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处理任务，他觉得很烦。
影视作品当中的内阁官员
于是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内阁制正式形成。内阁制随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极速发展，仅仅十数年之后，就开始在民间有“权比宰辅”的说法，不过对此内阁成员们倒没有哪个不开眼到直接奏请皇帝恢复宰相制度，他们低调的行使着自己的顾问权力——唤作“票拟权”。
古画当中的大明官员
时移岁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内阁的“阁老”们虽无宰相之名，却都大有宰相之实，皇帝反而成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六部，越来越多地被内阁班子明里暗里把控着。而如果翻阅从永乐正式启用内阁制度到嘉靖年间的历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话，会发觉一个极为诡异的情况正在发生：除了永乐与嘉靖，中间的皇帝竟然一个赛一个的短。
历代大明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短命
暴毙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风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连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细看他的两次鬼门关遭遇：皇帝所处的卧室突然起火，怪异的是，皇宫侍卫宫娥宦官若干人，竟然无人敢救驾，最后还是发小去救的人;一帮宫女打算刺杀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寝宫附近居然没有一个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为宫女打了死结并没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据内阁制的发展轨迹——永乐以后，内阁职权渐重有目共睹，虽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书，也始终不曾成为中央一级的法定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但是从最初只是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机构，一跃而成为权比宰辅的存在，仅仅花了两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杨辅政，距离永乐设置内阁仅仅过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统、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阁老们的任命方式再度发生较大变化：永乐时的阁臣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仁宣时期，阁臣也大多数由皇帝特简任命，在正统以后，越来越多的阁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简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举的德高望重之人，这无疑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这种无视皇帝中旨的情况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谓“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
自有了渐渐形成定制的廷推选任后，曾经的那种以特简入阁的方式也就逐渐为士大夫们非议，且为舆论所不容，接受特简的大臣，基本都会遭受朝臣的鄙视，鲜能久安于位。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如果对照此时明帝国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风寒，太医们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难看出，在文官集团的飞速膨胀下，当年朱元璋绞尽脑汁斩杀的宰辅结构再次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皇权的衰变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了。
古画当中的内阁官员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权的空虚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教科书当中说的有明一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与明朝中后期皇权的衰变并不矛盾，因为君主专制的深度和皇权集中的程度较之前代，确实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变得有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高度的集中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晚明的时候，天启皇帝落水死亡，崇祯皇帝则为财政所困，背后反应的都是大明皇权的衰败。
历史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
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篇四：古代内阁制度范文
在我国这浩浩汤汤的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我国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权专制，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纵观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发现在我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在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还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地的政务宰相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辅助功能！但是在我国存留如此之长时间的宰相制度却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这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高达度集中所致还是时代的优胜劣汰呢？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制度的建立，内阁制度相对于宰相制度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它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呢？想要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对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有一个很是细致的了解与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究竟是如何让产生与发展的吧。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被废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于国家刚统一没有多久，国家局势也才刚刚稳定下来，中央政府有许多的举措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所以这时候的明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过程中并不是直接搬过来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学业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纷纷不竞走其门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朝制度的一种破坏与践踏。
幸而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却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负！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的时候借伺机谋反的罪名将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绳之以法，并且以此为借口“罢丞相不设立，析中书省之政权归六部”。至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辅助，来自全国的各种政务全部都须朱元璋一人亲自处理。
内阁制度的建立
渐渐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又尝试性的建立了其他体制来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担自己的压力与工作量。而朱元璋的这种想法就为内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与萌芽条件。
朱元璋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开始着手设立殿阁大学士，而设立大学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有才之人担任自己的顾问与帮手，以备自己不时之需。但是大学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所以并不能够对皇权产生任何的制约，这与朱元璋极力维护的中央专制集权思想并不冲突。转眼之间内阁制度的雏形便这样确立下来，随着明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巅峰阶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阁大臣的权力
明朝内阁主要负责是内容是辅佐皇帝决断政务，大学士需要根据皇帝就国家问题提出的问题而叙述自己个人想法与意见，在得到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行;内阁大学士对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及时提出劝谏，这也是皇帝赋予内阁大学士的封驳权力。
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拥有一项非常大的权力那便是“票拟批答”，即内阁大学士对于各个衙门、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进行答案的初步拟定和批注以供皇帝在处理的时候参考做出决策。而“票拟批答”也在后来的明朝中后期成为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总体上呈现日益增强的一种趋势。
内阁制度的顶峰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内阁制度的影响
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极大的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皇权与内阁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皇权高度集中之时，内阁的权利与地位越高，但是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形成，由于明朝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机构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牵制，所以这便使得在当时出现了许多只手遮天得宦官。
综上所述，书中所说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宰相约束与限制的皇权高度集中渐渐失衡，再加上内阁这个机构并不合法，没有真正的实权，一切皆是皇帝赋予，如果再遇上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那这就会造成宦官当道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内阁的受首辅大臣为了能够争夺更大的权力常常选择依附宦官，这更加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内阁的出现与成熟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内阁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很深远的。
篇五：古代内阁制度范文
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废丞相，沿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
朱元璋之所以废除丞相，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负了，对他的后世子孙估计过高了，结果最后发展出一个内阁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内阁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俨然宰相了，官场都公开称内阁大臣为“相”，称内阁排位第一的大臣为“首相”，皇帝在公文里也不避讳以“相”来称阁臣了。
▼ 朱元璋《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内阁和以往的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以笔者之见有三点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汉唐宋的宰相机构如丞相府、中书省等等，都是国家法定机构，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极品;明朝内阁却没有法定地位，内阁大臣正式官衔是大学士，属于翰林院的官职，只有五品，只是通过给阁臣冠以师保荣衔(如太师、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书、侍郎(这个职衔是虚的，用于照这个职衔领取工资)，才提高了品级，位极人臣。
第二，与部院的关系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领导部院的，部院属于宰相的下属机构。内阁却不能领导部院寺监。比如六部就直属皇帝领导。内阁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无权指挥朝廷的各部院寺监和地方政府。
▼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中央机构简图
但是，因为内阁代皇帝对各省、各部院寺监的公文拟批示意见，内阁在当时就被称为“政府”，实际上阁臣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运转方式、行使权力的名义不同。
内阁行使权力，相对来说具有被动性，行政效率也比过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请示，先要送大内，大内再送内阁，内阁拟批示，再送大内，大内再分送部院拿处理意见(当时称题覆)，部院题覆以后再送内阁，内阁认为不妥的还要打回去，内阁满意了，再拟批示意见，送大内批红。内阁是无权就某事该如何处理直接指挥省级政府的，非要经过部院和大内的程序不可。
第三，产生不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起自州县。这是强调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经验。可是，明朝的内阁大臣却与之相反。因为内阁大臣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所以从研究机构——翰林院中选任，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诗文甄拔出来的;甄拔出来进了翰林院所学的还是诗文。
▼ 《明会典》中关于翰林院职官的规定
▼ 明代翰林院检讨腰牌(图片来自雅昌拍卖官网)
因为选拔制度的原因，总体上说，明朝阁臣的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
▼ 张居正
明朝以祖制治国，非常保守。前期的内阁与后期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了，却还要保持以前的祖制，不敢改变。